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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望舒 寻找丁香花开的季节

发布时间: 2016-07-08 14:53 未经本站允许,请勿将本站内容传播或复制 浏览次数:4180

【导言】撑着油纸伞,独自,彷徨在悠长、悠长,又寂寥的雨巷……诗人戴望舒描绘了一个朦胧又幽深的江南雨巷。这首被大家所熟知的诗,乃至,戴望舒个人的情感,其实和上海这个地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
“青鸟不传云外信,丁香空结雨中愁”。这是南唐中主李璟的词作。丁香花开的季节,于江南恰是五六月间。春日迟暮,梅雨未至。

然而,江南的雨,又岂止是梅雨一种?春雨、夏雨、秋雨,乃至冬季到江南依然雨如故。暮春时节的雨,因了丁香花开而别有幽香……


然而,1927年的暮春,这雨下的有点儿沉闷。22岁的诗人戴望舒辗转来到松江,在友人施蛰存家小住。县府路20号,亦即如今的云间路靠近松汇东路的地方,距离日月湖、方塔园,不过百八十米的距离。戴望舒在此写下了成名作——《雨巷》。

“撑着油纸伞,独自

彷徨在悠长、悠长

又寂寥的雨巷

我希望逢着

一个丁香一样地

结着愁怨的姑娘

……”

戴望舒在这里确实遭逢了一段类似单恋的感情。他倾慕的对象就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。


亦有人认为,这段恋情是无疾而终了。但起码,在两年后的1929年,戴望舒的诗集《我底记忆》由水沫书店出版,诗的扉页上印了“A Jeanne”的法文字样,Jeanne,就是绛年的法文名字。

所谓水沫书店,其实就是施蛰存、戴望舒、刘呐鸥等几个文青共同创办的一家小出版社,地址就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公益坊的一幢石库门房屋的二楼。和早在抗战时期就毁于日军轰炸的施蛰存松江的家不同,公益坊至今仍在。只是很难找寻到曾经的水沫书店的影子了。


【一】丁香花开时节

1927年的暮春,空气里似乎还能闻到一丝血腥。枪声、警笛声、呐喊声、呼叫声,似乎都萦绕在街头,即使出几个大太阳,也很难将之完全蒸发掉。

从4月12日凌晨开始,蒋介石发动的政变,不仅让国共合作付之东流,更让曾经考入共产党背景之上海大学的戴望舒,一时无法在上海市区立足。戴望舒回到家乡杭州,发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也在加紧清共,街头一片风声鹤唳。这时候,他收到了好友施蛰存的邀请。蛰存请望舒到自己在松江的家小住。


云间的那幢老宅

县府路,因为明清两朝的松江府衙设在此处,曾经名为府前路。由于民国初年废府存县,所以称为县府路。再后来,因这条路位于云间第一楼的南面,遂定名为云间路。

所谓云间第一楼,在松江本地人心目中,乃是三国时东吴大将军陆逊的点将台旧址。当然,目前来看,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。此地作为松江府的谯楼,亦即类似瞭望台般的建筑,有据可考者,最早建于元代。而如今的云间第一楼主体建筑,则是1930年代由当时的松江县长金庆章募款重修。很可惜,新楼落成未几,1937年秋即遭日军飞机轰炸,只留存残架,而残架又在1951年遭遇台风,仅剩楼的残砖碎瓦和台基。如今我在松江所见云间第一楼,虽标识有文保单位标牌,却是1990年代末重修的仿古建筑。


施蛰存当年的家,眼看着云间第一楼重修,眼看着云间第一楼塌掉,却没有云间第一楼那番幸运得以再次还魂重修。1937年那场轰炸,让施家夷为平地。施蛰存记于松江故里的《同仇日记》里,对于“松江一隅”的兵燹如此记录——即遭日机疯狂肆虐,炸毁民房、车站、船埠、桥梁、学校、茶楼、寺庵……我兵民伤亡不计其数,“医院中断股折臂,破腹绝脰(脖颈)者,呻吟之声,彻于户外。(8月20日)益以警钟时作,停电断炊”,“邮政交通大受阻厄”,“菜场上八时,即无蔬菜可买”,银行钱庄停市,“当铺亦均止当”,仅8月16日由市区逃至松江“华阳桥镇的就有八百多人”。“有一妇人,两手抱一婴儿,儿已酣眠,妇人不忍惊醒之,抱持甚慎,行履遂艰,疲惫之忧,真不忍看……凡此流离颠沛之状,一幅流民图,安足尽之。”(8月17日)到8月20日,松江人口“已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了”。1937年11月,施家彻底毁于日机的狂轰乱炸。

从1915年到1937年,施家人在此居住了22年。在此之前,1912年,7岁的施蛰存随父母由苏州迁居松江。住在松江城内府南405号门牌的金姓屋子。由于那房子只有矮屋三间,非常逼仄,施蛰存全家又搬入县府路20号的俞姓屋子。在这里,施蛰存那出生于1910年的妹妹施绛年,从牙牙学语的婴儿,长成为楚楚动人的姑娘。

如今,我行在云间路的街头,却怎样都寻不到当年施蛰存老宅的痕迹了。唯有那日月湖的水,仍映照着天上的云,与岸边的树。日后因为曾与鲁迅骂战而遭到20年迫害的施蛰存,对自己青少年时期住过的老宅,如此回忆:“我们在这屋子里舒服住了20余年了。”那是怎样的一种舒服呢?

从空间上来看,这是个三进三开间的宅子。第一进中间是大门,南边房间临街。第二进是三间正屋,每间都分前后两间。中间前面是会客厅,后面是餐室。靠南的一间前后都是卧室,靠北的一间,前面是书斋,后间是卧室。在书斋前,还有一间小小的厢房,也能在此看书写作。第三进是小屋,分作厨房和仆人室之用。

提及幼年时在此居住的舒服,比如施蛰存的父亲在昏黄的油灯下吟诵诗文,而母亲则在书斋的缝纫机上劳作。妹妹的嬉笑,与施蛰存的读书声互相呼应。这其乐融融的场面,让施蛰存的父亲引以为傲,甚至引用曾国藩的话——“入其室,有读书声、纺绩声、儿童笑乐声,其家必兴。”

从就读松江县立第一小学到老宅被毁期间,施蛰存在此老宅存了不少书,不仅塞满了父亲的12个书箱,还于1937年7月最后打造了4只西式书橱专门放西文书,然而书橱陈列不到一个月,淞沪会战开始,不到两个月,施蛰存就离开了老屋。之后,存物存书尽毁。

如今的云间路上,诸如“云间新天地”等商业楼盘,似乎让云间路重又繁华。甚至可以说,如此所谓“新中式”的销品茂,是松江历史上从未见到的繁华景象。只是类似施蛰存家那样的老宅,可能再也无法重现了。在梦里,在云间,可能还依稀能想像它的模样。


雨巷的姑娘

1927年暮春,当戴望舒走进施蛰存家,逢着18岁的施绛年,这给在孤寂又苦恼之中的戴望舒带来的,是生命的动力和曙光。

也许诗人并没有一见钟情般,在第一次眼神的触碰中就闪起电闪雷鸣般的感觉。但在这方塔的影子下那丁香花忽然开放的季节,戴望舒本是“夜坐听风,昼眠听雨”,在阴霾中忽然所见是这绚丽的少女的脸庞。

戴望舒还有一首《我的恋人》,据说将施绛年描摹得颇为传神——

“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,

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,

 她是羞涩的,有着桃色的脸,

 桃色的嘴唇,和一颗天青色的心。

 她有黑色的大眼睛,

 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----

 不是不敢,那是因为她是羞涩的

……”

当然,与《雨巷》不同的诗风,其实是戴望舒最终追求的,所谓意象派的诗意。意象派不同于颇有中国古典诗词感觉的《雨巷》,不一定有统一的韵脚,不一定有整齐的诗行。就像印象派绘画与古典绘画一般,意象派诗作更注重诗人内心的感受,而刻意不去注重诗行的整齐划一。

在松江古城内游走,即使在如今,当我来到方塔园内,看着董其昌的字,走到天妃宫前,种种属于古中国的记忆总是喷薄而出。在这样的场景下,如果是作诗,一定会被来自中国古代的种种文化遗留所感染。这样的感染,可能是自觉的,更多的可能则是不自觉的,似乎是从血液中流出的。

《雨巷》创作之时,施绛年自然是情窦初开的少女,但未必是开给一个嗜书如命的青年。22岁的戴望舒,其实也是遭逢初恋。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追求一个女子。某种程度上,能写就一首传世的情诗者,可以是情种,未必是情圣。

从1927年相识,到1931年两人订婚,及至1935年彻底分手,一场恋情无疾而终。尽管施绛年的哥哥施蛰存对望舒印象很好,甚至历经沧桑及至晚年,仍在怀念青年时期与望舒的同好之谊——一起写作,一起开书店印书卖书。然而,望舒与绛年,终究没能成为一对完美伉俪。

在彻底分手之前,望舒属意绛年一人,不仅宣布若求爱不成将一死了之,还答应了绛年一个几乎无解的结婚条件——

在订婚时,绛年要求望舒必须出国留学,取得学位,这样才能有稳定的收入以成家立业。然而,在望舒去了法国后,两人天各一方,绛年随即宣布自己心有他属,抛弃了诗人。


若问绛年心属与谁?某茶叶店小老板也。少女绛年可没有“商人重利轻离别”的感觉。当然,此茶叶店小老板也未必是浮梁买茶客。

此时的戴望舒,在法国穷困潦倒,倒是施蛰存经常将自己的工资邮寄于他,以为接济。日后提及施绛年与戴望舒之间的恩怨,施蛰存说:“一个是我的大妹妹,一个是我的亲密朋友,闹得不可开交,亦纯属他们自己私人之事,我说什么好呢?当年此事发生时,我就不管此事,一切采取中立态度,不参与也不发表意见,更不从中劝说或劝阻。”

雨巷中所写到的“丁香”,在松江自然有许多地方盛放,如今的方塔公园内就有不少。丁香的意象,取自南唐中主李璟的词句“青鸟不传云外信,丁香空结雨中愁”。有意思的是,施绛年中学毕业后就职于专门负责传信的邮电部门。1960年代,绛年病逝于台湾,此时她与哥哥蛰存亦是一个在海峡这头,一个在海峡那头。


【二】当记忆印成了书

去年,也是在丁香花开的季节,传出公益坊正遭逢拆除的厄运。想那百余年的老石库门建筑,其16号正是水沫书店的原址。在这里,曾经诞生过戴望舒的诗集《我底记忆》,还包括刘呐鸥的小说集《都市风景线》、施蛰存小说集《上元灯》。至于译注,包括德国雷马克的名著《西部前线平静无事》(林疑今译)乃至马克思的《哲学的贫困》(杜国庠译)。陈子善《上海的美丽时光中》中对水沫书店有如此评断:“理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页”。如今,拆,与不拆,双方正在僵持不下,这样的僵持,有一年光景了。

拆,无非有利可图。换言之,当年水沫书店的存在地,如果继续让那建筑存在着,可能就挡住了某些人的发财之路。所以,公益坊亦即水沫书店原址,即便有着不可移动文物的头衔,其最终被拆除亦是大概率事件。

施蛰存生前,曾给他的后辈学人陈子善绘制过一张《北四川路文化分布图》。或许未来,我们只能从这张图中,约略知道水沫书店的依稀影子了。

A Jeanne

1929年,戴望舒的诗集《我底记忆》出版。这是24岁的诗人出版的第一本诗集。

诗集的扉页上,留有“A Jeanne”的字样。意味着诗人的这部作品,是送给绛年的。

这真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形象。

与如今通过出版社出版作品获得版税不同,水沫书店,其实和如今一些文学青年设置的微信公号大致无两。在20世纪早期,铅字印刷术毕竟属于科技含量较高的新鲜玩意儿。而几个文学青年凑个份子,在石库门亭子间开个书店,其实就是个像模像样的出版社了,前提是这群青年中必须有一两个有钱人。

根据施蛰存的回忆,1928年暑假,刘呐鸥来到虹口江湾路六三花园旁边一个日本人聚居的里弄内,租了一幢单间三楼小洋房,独自一人住着,有一个女佣为他烧饭,洗衣,看守房子。接着,刘呐鸥就找到了戴望舒、杜衡和施蛰存,先是在华界北四川路宝兴路开了家“第一线书店”。然而,在开张第一天就碰到警察盘问。于是他们就索性关掉第一线,在公益坊租了房子,开设出版社,名为水沫书店。


之所以将水沫书店定位为出版社,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第一线书店的模式比较容易招惹警察,另一方面出版社出版的书可以在其他书店寄售,或许能扩大发行。施蛰存的回忆是这样的:“水沫书店开设在租界内,不用登记,店设在里弄内,只在门上挂一块很小的招牌,一点也不会引人注意。开张大吉,一本本书印出来,卖出去,在1929和1930这两年中,我们的出版事业办得很热闹,因而也结识了许多前辈或同辈作家。”

戴望舒的《我底记忆》,是水沫书店出的比较少的几本诗集之一。在“A Jeanne”几个法文字以外,书的扉页上还有两行古罗马诗人A·提布卢斯的拉丁文诗句,由戴望舒自译为:“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,愿我在垂死的时候,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。”戴望舒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表白方式,把自己对绛年的感情公开了,把自己痛苦的灵魂呈现了出来。

也正是《我底记忆》的印行,使得收入诗集的《雨巷》被叶圣陶看到。叶圣陶不吝惜用最高级的溢美之词,盛赞《雨巷》“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”。冯亦代亦十分感慨地说:“我心里永远保持着他《雨巷》中的诗句给我的遐想。当年在家乡时,每逢雨天,在深巷里行着,雨水滴在撑着的伞上,滴答滴答,我便想起了《雨巷》里的韵节。”

反倒是诗的作者戴望舒本人,不改书呆子本色。在《雨巷》收入《我底记忆》中时,他已坦言,这不过是为了记录——自己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。之后,他曾经在《诗论零札》中如此写道:“诗不能借重音乐,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”;还有“诗的韵母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,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,即在诗情的程度上”;还有“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,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”;还有“诗不是一个感官的享乐,而是全感官或超官感的东西”。

如果将戴望舒的诗论用作评价《雨巷》的一把尺子,无疑,《雨巷》就是一把废柴了。当然,望舒确实是个书呆子,他如此评价自己作的诗,却仅仅就诗论诗罢了。

就诗论诗,是一段快乐的时光。

施蛰存曾经撰文回忆这一段时光——“最初一段时期,整个水沫书店是望舒一个人管理的。到暑假以后,出版的书多了,望舒一人忙不过来,要求我和杜衡全力合作。我辞去松江中学的教职,在东横浜路大兴坊租了一幢房子,和杜衡夫妇一起合住,我也把新结婚的妻带来长住上海。大兴坊就在鲁迅、茅盾住的景云里旁边。这幢房屋本来是梅电龙住着的,梅的夫人龚品娟是松江景贤女子中学学生,也是我妻的同学。当时梅电龙要去福建,想把房屋及一部分家具顶掉,于是我和杜衡就合资承顶了下来。”


留在上海的朋友们

戴望舒后来去了诗人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。结婚地点在四川路上的新亚饭店。两人育有一女戴咏素。

由于穆时英在上海出任日伪职务,被重庆方面国民党特工刺杀身亡。因战乱避难香港的戴望舒不允许穆丽娟赴沪奔丧。同一年,穆丽娟的母亲病故,戴望舒扣下了报丧电报。不明就里的穆丽娟穿着大红旗袍参加社交活动,被人戏谑——热孝期间竟然还穿大红旗袍。因为这些缘故,穆丽娟最终与戴望舒感情破裂离婚。之前,性格儒弱的戴望舒甚至为了求回妻子,再次以自杀相威胁。

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戴望舒因宣传抗日被关进日本监狱中。尽管戴望舒看似性格懦弱,在狱中却并不屈服,甚至写下了另一流传甚广的名篇——《我用残损的手掌》。

在经冯亦代等人相救出狱后,戴望舒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做编辑,认识了小他21岁的校对员杨静。

1943年5月30日,戴望舒和杨静在香港结婚。短短几年功夫,两人过起了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生活。抗战胜利后,戴望舒在上海暨南大学谋得教职,举家来沪。可1940年代后期的上海之乱,让戴望舒一家难以安宁。乃至“香港汉奸文人”等等污名接踵而来。一家人无奈回到香港。


1949年,戴望舒与杨静离婚,一人单独北上。1950年,病逝于北京。可惜他去世前,他垂死的时候,他虚弱的手把握着的仅仅是一根针管。绛年去了台湾,丽娟身在上海,杨静则在香港。

戴望舒的第一任妻子穆丽娟,后来嫁给了望舒与丽娟的共同好友周黎庵,两人一直生活在上海,直到2003年周黎庵病故。而2011年的时候,有记者采访穆丽娟,家住人民广场附近老式石库门房子的穆丽娟老人,当时回忆戴望舒,就是四个字“嗜书如命”。

施蛰存到老还在念叨与望舒的少年友谊。从1938年到2003年去世,施蛰存一直居住在愚园路岐山村。

岐山村是1925年至1931年间美商中国营业公司、中央信托局等房地产商联建中西式3成楼房70幢,加上建于1924年的4层花园洋房东苑别业5幢,共计75幢。当时业主借周武王发祥于岐山,冠名“岐山村”。

施蛰存逝世后,他的儿子施达曾经带着媒体记者进入施蛰存故居一间6平米的小屋,内里放置着施蛰存收藏的碑帖。亦曾整理出施家人在松江往昔的一些点滴。当然,那个在松江老宅丁香一样的姑娘,毕竟随岁月消逝了,唯有那记忆印成的书还在世间流传。丁香花开的季节,或许永远定格在1927年的暮春……